周其仁谈下一轮创富潮:中国到了催生新一代民企的时代节点

2018-06-04 15:14:01 编辑:1107152099 来源: 浏览量:321我要评论

摘要:上海科创潜力巨大,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完全有机会在争当卓越全球城市的路上蓄势待发。

受访: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纽约的钱并不是只来自纽约人的储蓄,也绝不是只给纽约人用,而是汇聚全球资本,再给全球用。巴黎的时尚也不只是巴黎自创自赏,而是汇聚天下时尚尖子并辐射、引领全球。上海就要走这么一条全球城市之路。”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谈及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定位时,对上海提出的建议。

当前,上海正加快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5月13日,上海金融办负责人透露,上海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争取在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对外开放等6方面先行先试。

作为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其仁表示,城市影响力来自于辐射力,能给予别人的越多、越重要,影响力就越大。全球城市是在全球竞争中形成的,哪一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上海要充分发挥其独到的全球港口优势、金融中心优势、以及科创优势,扬长避短,在为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全国乃至全球服务中奠定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

周其仁谈到他的一个观察,下一波中国民营创业潮将由科技驱动。上海科创潜力巨大,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完全有机会在争当卓越全球城市的路上蓄势待发。

“上海这种大都会城市,目前要面对一项挑战:国内国际有一批人才将来厉害,但他们现在没多少钱,这批人才现在能到大上海来落得下脚吗?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积累的高校和研究院所优势、以及良好教育累计的人才优势,还有城市管理精细、生活品质吸引高端人才的优势,就都难以发挥”,周其仁说。

“全球城市不再是传统招商引资的思维,不仅着眼GDP总量,更要看有多少GDP是上海在通过给别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的,给人越多,上海越厉害。”

澎湃新闻:怎样才算是全球城市?

周其仁:我的理解,“全球城市”是在全球范围集聚优质人才和资源,高密度有效集聚,然后提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辐射、引领和服务。城市的核心其实是辐射,也就是要给别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终究由其贡献的辐射能量来决定各自的相对重要性。

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集中要考虑的就要如何能对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全国以至于亚太和全球贡献哪些独到的产品和服务。老上海为什么在全国影响力大?还不就是在那个时代能给全国提供其他城市难于匹敌的工业产品、技术管理人才、还有文化时尚。当别的城市还不能提供这些东西时,大上海就奠定了自己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

但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别的地方会学习、改进、赶超,总有一批批的产品和服务别人也有,甚至超过上海、领先上海,让上海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最大的挑战是上海能不能不断形成新的辐射优势,不断拿出新的独到的产品和服务?从全球城市看,像伦敦、纽约、东京等,都经历过比较优势变化、升级的过程。这件事情上,向前看很重要。覆水难收的传统优势失去就失去了,关键是长出新的没有?过去纽约的制衣业也名冠天下,后来不行了就不行了,但人家金融业起来了,反正马云那么厉害,上市融资还是要跑到华尔街去。一鸡死、一鸡鸣,所以纽约凉不了。

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一般的招商引资思维来充当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不是把别处的GDP招过来、搬过来,好像搬够了数,自然就是全球城市。战略着眼点是增强辐射能力,要给别人东西。搬人家现成的、甚至剩下的,再多也辐射不出去。建设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牛鼻子是提高辐射能力,着眼于辐射来集聚,吸引、集聚为辐射。在市场里,真正厉害的商家是给人产品越多,他自己越强。

澎湃新闻:那么目前来看,上海可以从哪些方面为别人提供服务而产生影响力呢?

周其仁:全球化也导致全球城市的激烈竞争,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都比别人强。上海要在竞争中定位,拿出别人拿不出或很难拿出来的东西,与长三角兄弟城市、全国其他城市做好分工,别人做得比自己好的事让别人做,聚精会神做其他城市做不了或难做好的事。

目前来看,上海的全球港口优势、科创人才优势、金融优势以及比较精细的城市管理所带来高品质宜居优势,具有相当的独到性。

首先是全球港口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上海被发现就是一个全球贸易视野的结果。我们传统文明重农,鱼米之乡才是好地方。但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位置和港口才更具战略意义。因为上海不仅是中国海岸线的中点,还拥有长江流域广大的腹地和良港口。如果全球贸易发展起来,港口是贸易网络的节点,港口带起临港产业,能源、原材料的输出输入支撑制造业,贸易和制造又呼唤各种生产性服务、商事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于是形成的就不是单一中心,而是复合的、综合的中心城市。其实,现有全球城市伦敦、纽约、东京都是这么起来的,其中,全球级港口很基本。以当下海运形势看,洋山港可以停靠携带2万个20英尺标箱以上的巨轮,上海的全球级港口地位很难被撼动。下一步重点是体制和服务能不能配套,“自由港”说到底是个港,可不能说说就算了。

当然上海港的优势已不再绝对。随着更多特区和我国经济走向全方位开放,铁路枢纽、航空港的相对重要性上升,涌现出很多后起之秀,山东、江苏、特别是珠三角形成了新兴制造业中心。上海的人工、土地成本比较高,固然不利于竞争,但考虑到人力资本、配套能力等因素,上海制造特别是复杂制造,依然有强大竞争力。

谈到人力资本,上海自近代以来集聚的人文优势,不可小看。现在有议论说上海人创业热情不高,没有冒出多少天下知名的大企业。但同时全球和全国很多大公司,又愿意来上海,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不是涉及上海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上海有非常多优秀的“组织人”和“公司人”,他们倒不擅长登高一呼当老板,但擅长在一个大组织、大机构、大公司里能好好工作,与各方协同,履行复杂的契约。我们要明白,经济增长固然需要不断冒出新公司,更离不开冒出来的小公司成长为大公司。一律小老板,公司还没大就裂变,怕是不行的。

其实更根本之处,是上海这个地方比较重契约精神。上海发展金融中心主要不靠地理位置,而是靠看重契约的社会氛围。金融靠信用安身立命,利益要算账,说话要算话,立约要履行,发生问题找律师,而不是“找大哥”,契约才能连接复杂的合作。比较把契约当回事,是金融的根基,也是全部复杂交易的基础。

“下一波民营企业很大程度是科创型。上海一定要抓住这波浪潮。”

澎湃新闻:正如你所说,最近有议论说上海不具备创业公司所需要的环境,错失互联网发展机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其仁:什么机会都落不下,也不容易吧,否则还不早就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啦?其实一个城市的长处短处,常常靠得很紧。刚才讲老上海是近代全球贸易背景的产物,在开放、商业、制造、金融、文化等方面辟出一条都市崛起之路。正因为上海是全国财经重心所在,所以进入国家工业化以后,也一直是计划经济的重镇,对上海管得非常严。这和浙江、福建、广东包括后来的深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上海多少年非严守财经纪律不可,难冒出市场经济天下的英雄豪杰,这两件事情有一定的关联。

改革开放至今,上海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强、外企也强,但本土民企弱,有一个历史逻辑在起作用。前些年,总部经济有点补救,就是吸引外地民企到上海进一步发展。问题是别的地方也不会眼看孔雀飞上海,大家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你拉他留,孰重孰轻不是单边发力。从长期看,上海还是要把培育本地民企成长,放在更突出位置。

澎湃新闻:那你怎么看上海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呢?

周其仁:民企板块弱,不是小事情。但来日可追,因为时势造英雄,中国到了催生新一代民企的时代节点,下一步有机会大发展的民企,更多靠科学知识,更多靠“运用新的科学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科创型民企一定引领下一波民企潮。

科创企业“科”字当头。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科研成果和高级知识分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领先,加之城市综合生活品质比较高,对全国、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也别具优势。这方面的优势上海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

一个关节点是转化,庞大的国家科学研究投入,如何转化为技术、产品和市场优势,反过来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我们去硅谷、波士顿、奥斯汀或特拉维夫看,大量科创企业与大学、研究院、实验室里的纯科学高频互动,越来越打成一片,在空间上差不多新创科技公司大量围着高校、研究院和实验室而建,说明科学研究、技术开放、产品与市场开发高度融合,来往非常密切,以至于在空间上根本不可能相隔太远。

更实质的挑战是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我们大部分高校科研机关都是国有的,如何释放科研成果转化的巨大潜力,涉及产权界定和体制成本。教授科学家搞发明,多少是国家的,多少是个人的或团队的,要有一条清楚界定的线。

美国1980年代拜杜法案就明确了,利用公共资源形成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属于大学,再由大学向社会转让专利使用权,转让价格公开竞争形成,没有联邦资产流失问题。教授开发团队和其他新设科创小公司,都可以参加使用权竞标,获得后再开发。

中国也参考了拜杜法案,目前已经承认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教授科学家,即便对职务发明,也拥有合法的权益占比。虽然不少地方把这个权益占比定得还比较高,但表达了鼓励创新成果转化的政策倾向。不过我们也观察到,国有机构科研成果转向市场,整体定价程序还是手续繁杂,关键是我们的大学还行使不了国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你让他行使,他要问这个部那个部,问来问去谁也不肯为国有资产流失担责。在整个专利市场作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仅提高研发团队的权益占比,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整个专利无价,研发者权益占比再高,实际意义也不大。

澎湃新闻:那你认为下一波民营企业将诞生在哪个行业领域?

周其仁:不知道。你这听起来还是追赶思维,看人家有什么新进展,赶快规划、布局。当然落后就应该赶超,否则越来越远,永远落后。但赶超思维也有代价,就是老在追确定性目标,忽略了创新的本质是直面不确定。以色列1948年建国,基础和环境比我们还差,但人家手里有不少原创,这与他们不满足于盯着确定目标追赶有关。我们这里至少两手都要硬,一手赶超已有的先进科技,一手直面不确定未来,鼓励发现新原理、原创新技术。否则,就算赶超很成功,人家还有“下一个”,那中国就永远在赶超路上。

“要让那些将来很厉害的人,现在能在上海落得下脚。”

澎湃新闻:上海如果想发挥出你所讲的科创优势,面临哪些问题呢?

周其仁:目前还是工业产业园的路数,远离高校、研究院所和实验室。高校周围的产业群还有待形成,一个可能是搬出老上海的大学、研究所要舍得多拿出一些空间来办科创企业,包括师生团队和外来的大学专利使用团队。还有就是老大学集中区,为科创产业使用的空间还要见缝插针,多多益善。

更大的问题是现有的商品房模式,是把多少年形成的高储蓄转化成房子,买的时候要一次性付清这个物业未来几十年的收益。买下来之后,才有资格享受资产升值。这个模式对城市建设有贡献,因为适合很大一部分居民家庭的情况。新问题是年轻人,特别是家庭不在本市的外来新秀,他们将来会很厉害,但现在靠他们自己的当期收入和信贷,还难以在上海落脚。现在落不了脚,以后的故事就都没了。这里并不是要讨论房地产政策,而是从上海要发挥科创优势,涉及到一个相关难题。

深圳现在抓青年人才公寓,我觉得抓到点子上。我到现场去看过,做法就是把一批城中村的原住民房产改建成青年人才公寓,只租赁不出售,价格合理,居住条件也像样,付租金就落脚,包括年轻小家庭。让这些还在奋斗的年轻人一下子付未来70年土地收益,那还不是为渊驱鱼!

这样看,上海的后发优势还在后头。如果能让很多未来厉害的年轻人进得来、落得下脚,又能激发上海大学科研机构的存量优势,那就构成上海的科创优势,可能完全不亚于上海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优势。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产生一大批科创型民企,显著改善上海企业所有权的结构。(受访: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韩声江@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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