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前后,大清对俄为何会采取主动的外交攻势?

2017-11-28 17:32:13 编辑:1107152099 来源: 浏览量:59我要评论

[摘要]:在大清对俄关系中,雍正前后是一个罕见的主动发起外交攻势的时期。

  摘录:

  加斯东·加恩在评论清廷此期的对俄外交时曾说,它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不仅孤立了准噶尔,也埋下了此后土尔扈特人回归中国的伏线。由此,“中国已经控制介于它和俄罗斯之间的所有民族”,“借助尼布楚条约,它已经遏阻俄国进逼黑龙江流域;借助于恰克图条约,它又使俄国人远离北京,并且用条约阻止俄国进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战胜了俄国”。

  正文:

  在大清对俄关系中,雍正前后是一个罕见的主动发起外交攻势的时期。1712年,康熙曾派遣内阁太子侍读殷扎纳为首的使团(成员有内阁侍读图里琛、理藩院郎中纳额等,因图里琛此后撰有《异域录》,故一般称这个使团为图里琛使团)出使俄罗斯。1730年,雍正派遣托时率使团赴俄罗斯祝贺新皇彼得二世继位,随同使团的还有一个转赴伏尔加河的满泰使团。这个使团还未返回北京,得知彼得二世逝世、女皇安娜登基时,雍正于第二年再次派遣使团远赴莫斯科祝贺。再加上此前(雍正五年,次年1728年批准)《中俄恰克图条约》的成功签订,则这一时期的对俄外交呈现出某种特异色彩,在整个大清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在其短暂的帝位时期,雍正这种高效且主动的外交攻势,似乎处处显示出大清改变其传统的对外战略,开始主动融入国际政治之中。但从后续事件看,大清并没有融入国际社会,反而进一步固步自封,对这一现象又当作何解释?

  俄准联盟的步伐

  从地缘关系与历史渊源看,与俄罗斯结交,准噶尔汗国比大清优势多多,噶尔丹的外交姿态又远比大清主动——噶尔丹不仅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也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失败了。

  基于地缘因素,卫拉特(漠西蒙古)与俄罗斯早有往来,1606年就有了外交关系。1671年,噶尔丹与俄建立了正式外交接触,但17世纪80年代以前,噶尔丹主要致力于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与其保持稳定和谐的政治经济联系,以此保障卫拉特北部和西北部边界的相对稳定,也为其解决东部、特别是喀尔喀(漠北蒙古)问题提供了契机和保障。

  在喀尔喀内讧、准喀战争发生之际,尤其是在大清介入蒙古事务,成为噶尔丹统一蒙古主要敌人时,他对俄罗斯的外交攻势变为更加积极,曾多次向俄罗斯提出建立军事联盟的构想。

  1690年征战喀尔喀时,噶尔丹至少向俄国派遣过两个使团,一个到伊尔库次克,一个到尼布楚。两个使团都具有请求军事援助与缔结军事联盟的使命。噶尔丹伊尔库次克使团带去的信,要到次年2月才转给戈洛文,那时《尼布楚条约》已经签订,准俄军事联盟已经不现实了;往尼布楚使团随身携带了两封信,但被尼布楚将军以“未得沙皇圣旨”为由转送到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当戈洛文收到这些信时,已经快到莫斯科了。此时莫斯科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其欧洲部分,故对噶尔丹的建议不再感兴趣。

  1691-1692年,噶尔丹再次派遣数队使臣到莫斯科及俄属西伯利亚各主要城市,也是希望建立军事联盟。此时清廷已经向莫斯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保持中立。俄政府态度变得更为谨慎,尽管并未正式拒绝准噶尔的请求,但中立立场已经基本定局。

  但噶尔丹并不气馁,继续向莫斯科“单方面”提出军事结盟的要求。1691年的一封信就明确提出:“蒙古乃陛下和我等之敌人,为了贵我双方事业的成功,敬请陛下就兵员、火药、弹铅和大炮等等一切作战之所需,给予至善的谕旨”。但那时的莫斯科政府已经开始拒绝噶尔丹使团进入莫斯科,改由西伯利亚地区的军政长官接待。

  在对俄外交上,准噶尔失去的是时机。

  一些史家写道:“如果噶尔丹早八、九个月提出自己的建议,也就是在戈洛文请求莫斯科向卫拉特王发出正式国书时(因为戈洛文当时认为卫拉特王可能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成为他的同盟者),那么,谁也无法知道,1689年下半年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汗国并没有因此消失,其中亚枢纽这一地缘优势决定其复兴与崛起的速度。1717年,策零端多布的军队甚至控制了拉萨,尽管此后康熙两次派遣军队将其驱逐,但由此也开启了准噶尔汗国与清廷的第二次敌对时期。当时,俄国探险队在准噶尔发现金矿,策妄阿拉布坦则利用这一时机,试图与沙皇达成共同对抗清廷的协作。

  1721年,准噶尔使节带着正式提案前往俄国,给予俄国金矿勘探者自由过境的权利,以换取俄国的军事合作。彼得大帝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决定出兵协助,以换取准噶尔的归附和开采金矿的权利。这真是千钧一发的历史时刻——如果“所有的北方蛮子:俄国人、土尔扈特人和喀尔木克人共同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总同盟,这对于中国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呀!”法国史家加斯东·加恩在《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一书中不禁为此惊呼。然而,1725年彼得大帝逝世,而准噶尔内部在归附俄罗斯问题上犹豫不决,且正在发动对西部哈萨克的战争,几乎达成的俄准军事联盟因此被搁置起来——历史往往就在这样的悬崖边沿滑过弯道,其惊险之状就算是专业史家也难免惊魂失神。

  清准的外交对决

  但这并非命运偏爱大清,而是在这一轮争霸赛中,大清的主动外交姿态挽救了自己。

  在清准对决中,清廷对准噶尔与俄罗斯之间密切的外交往来十分敏感,以至于恐慌。这也是在前期的雅克萨战争中保留余地,在尼布楚边境谈判中主动放弃部分权利(在使团出发前,康熙明确指示放弃以尼布楚为界的方案,改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原因。乌云毕力格等撰写的《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说: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准噶尔问题,“清朝通过割让大片蒙古土地,换取俄国在噶尔丹事件中的中立态度,俄国从清朝那里得到了如此丰厚的礼物,对噶尔丹便不再感兴趣了。清廷此举为以后的平定噶尔丹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应是平情之论。

  不仅如此,由于与俄罗斯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当准噶尔试图与俄方建立军事联盟时,清廷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阻止俄准关系进一步发展,也能在谣言四起、波谲云诡的战争形势中摸清准噶尔与俄罗斯人的真实动向,为制定战略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如1695年战争期间,清政府得到蒙古人报告:“噶尔丹组建了2万人的军队,从俄罗斯调入5万手持火枪的援军”。尽管莫斯科政府在1692年就正式通知过清政府,他们不会援助准噶尔,但清军听到这些谣言时,还是异常紧张,军部大臣们甚至不断要求康熙延缓远征。清廷得到这些“消息”,立即向俄罗斯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如果俄罗斯以武力支持噶尔丹汗,就意味着沙俄政府破坏了与清政府达成的和平条约,“噶尔丹……乃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俄罗斯也及时作出回应,说噶尔丹“请则有之,允发则未也”。

  可以说,康熙能识破谣言,抵制内部动摇,坚持亲征准噶尔,其决策之保证正是建立在与俄罗斯的正式外交关系上。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噶尔丹策零继位,雍正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彻底征服准噶尔。在战争之前,让俄国人保持中立就成为其对俄外交的重点。前述雍正向俄罗斯派遣的两批使臣,虽然其主要使命是联系土尔扈特,希望对准噶尔实施两面夹击,但将即将发生的战事通知俄国、并确保俄国不介入冲突也是其外交目标。故理藩院在致俄罗斯元老院的咨文中多次重申并明白告知,本国将派遣大军征讨准噶尔,因此需要联络准噶尔之敌人土尔扈特、哈萨克等部落,“预先告知该部落,以使其各自有备”。因为当时这些本属于蒙古部落的土尔扈特人以及有意臣属大清的哈萨克人居住在俄罗斯境内,曾经宣誓效忠俄罗斯。

  为确保征准成功,需要充分利用卫拉特部落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受准噶尔压迫而远迁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落的支持。理藩院在给俄国元老院的咨文中,对此并无隐瞒。咨文要求俄方外事部门(当时由元老院与大清理藩院对等处理外交事务)将此事上报女皇,并告知土尔扈特部落:

  若将其军旅整饬,用兵准噶尔,此时乃为良机。仅土尔扈特之兵丁虽不能剿灭准噶尔,然而视其所能,派出数万兵丁从后路插入,于其界外行动,使其不能安宁,若哈萨克、布鲁特、叶尔奇木、喀什噶尔等回部闻知,能各自派兵,则准噶尔叛部四面受围,必分其力,始将迅速溃败。一经平定准噶尔,则各国之民均可享受太平。

  因担心俄国阻挡使臣前往土尔扈特等地,在颁发给使团的训令中,详细陈述如何面对俄罗斯各种可能的刁难,如“设将欲剿灭准噶尔一事告知俄罗斯国之后,俄罗斯亦要乘机派军队来边境地区增援,则可告知:准噶尔人当被我大军击败之后,亦难料其无窜犯尔界之处。我两国多年和睦相处,尔若派兵防守尔界,则由尔便,唯我大军足可以征讨准噶尔,不用尔之援助等语。”一方面希望俄国给予方便,一方面严防俄国介入清准军事冲突中。

  1732年在莫斯科的正式会谈中,使团将清廷军队即将推进的位置告知俄方,以使他们“不要有任何怀疑”,为保证他们在清准之战中保持善意的中立,甚至表示:“当中国军队进攻准噶尔人并占领他们的土地之时,如果女皇陛下对于与其邻近的土地有什么要求,就请告诉他们,这些土地可以让给俄方。”(班特什——卡缅斯基编:《俄中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

  但外交场合的“空口”许诺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尤其是,当时的土尔扈特曾表示效忠俄罗斯,哈萨克等部落事实上也归顺俄国,且俄国与准噶尔一直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相比之下,大清对于中俄贸易却一直持严控态度,由此导致俄国对华贸易严重受损,彼得大帝甚至考虑过断绝同大清的外交关系以取悦准噶尔。这个时候要俄罗斯保持善意中立,实质性的让步成为绝对必要,这也是1727-1728年雍正能够快速启动并批准《中俄恰克图条约》贸易与边界谈判的根本原因。

  终结了旧时代,错过新纪元

  显然,在与准噶尔的外交对决中,清廷是胜出者,这种胜出,得益于主动外交攻势处颇多。故加斯东·加恩在评论清廷此期的对俄外交时曾说,它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不仅孤立了准噶尔,也埋下了此后土尔扈特人回归中国的伏线。由此,“中国已经控制介于它和俄罗斯之间的所有民族”,“借助尼布楚条约,它已经遏阻俄国进逼黑龙江流域;借助于恰克图条约,它又使俄国人远离北京,并且用条约阻止俄国进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战胜了俄国”。

  从内亚战略讲,自康熙、雍正以至乾隆,其眼光韬略确实远比他那些饱读诗书的汉族臣下们高明,这自然与其“满洲特征”有关——这种满洲特征在民族主义视野中饱受指责与轻视——研究边境史的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对此有公允之分析。他说,中原王朝的汉族军事指挥官很少会有对蒙古地区环境的亲身体验,因为边疆经验及游牧文化对其而言是没有价值的。那些学识渊博的边疆官员对于游牧力量所上报的深富眼光的奏章在朝廷中经常是被忽视的,这些官员也很少能够晋升到决策层。

  一旦大规模的战事组织起来,军队经常由那些在朝廷中八面玲珑的人物所统领,而不去管他们在领军时会不会问题百出。除了少数的几位皇帝,如唐太宗和永乐帝,汉人的统治者们将北部边境以外的地区看作是蛮荒之地,这是东亚仅有的一块被汉族世界秩序观念一直排斥的地区。也难怪康熙会一再批评那些汉族大臣们,口吻多少带有轻蔑,“只有亲身旅行穿越北部地区,你才能理解它的状况,当你开始行动,你必须仔细考虑交通和供给等细节。你不能马马虎虎地进行估计,像明朝的一些人所做的那样——甚至是现在,汉族官员还不甚明了这些”。

  帝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部边疆危机,自此得以解决。为此,巴菲尔德评价说,对准噶尔的征服终结了草原帝国的历史,持续两千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大清乃是亚洲旧秩序的终结者。

  确实,它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者,对整个亚洲、乃至对世界史都产生影响,在这一点上,它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却需要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中、限制在我们所说的当时亚洲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双重三角关系”中的“内三角”框架之中。

  当时亚洲内陆的这个“双重三角”所构成的多边国际政治格局,其性质完全不同。以蒙古为中心的“内三角”只是传统中亚社会的继续,是一场控制内陆霸权的战和博弈。其胜败结局虽会对整个中亚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仍旧局限在传统的亚洲内陆秩序之中,并没有新的因素即我们所说的世界近代史因素的加入。

  但由俄罗斯——大清——蒙古三方力量构成的“外三角”则大为不同:俄罗斯因素的加入,使传统内亚的政治争霸关系转向全球经济层面,国际贸易成为这一关系的战略重心。俄罗斯与欧洲的广泛联系——政经、知识与宗教的——将外三角纳入一个更加广阔的框架——全球史的框架之中。世界近代史已经通过这一“外三角”进入中原帝国。这是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自17世纪中期就已开启、降临。但是,由于大清帝国的视野被内三角束缚,尽管它已也经受着新纪元的冲击,但却无法理解新纪元的意义。

  为此,巴菲尔德对清廷的胜利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对蒙古帝国的最后征服,并不仅仅是清朝军事力量造成的结果,“曾经保护新的游牧国家并维系他们生存的体系瓦解了。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更便捷的运输与交通条件以及中国旧有帝国结构的衰落,使旧类型与旧关系迅速走向终结,草原的游牧世界已经不再空旷无伴”。

  然而,大清帝国并没有理解这种世界历史变化的信息,它在终结一个旧时代时,也使自己深深困在旧时代的陷阱之中,无法逃脱、自然也就无法理解新时代的意义。所以,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变迁与全球战略大比拼角度看,清廷虽赢得了中亚霸权,却“错过了新纪元”。

  然而,直至今天我们又是否真正理解了世界历史在内亚的这场巨大转型呢?

  作者:邓文初

  来源:公众号“远闻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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